“中国创客教父”李大维：希望看到更多的社会企业“毕业生”-成长最快的公司

Tom 2025年11月27日 19:52 0

友导读

如今的中国，创新创业如星火燎原，正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什么是真正的创新？有“中国创客文化教父”之称的李大维认为，真正的创新是草根型的，是大量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参与。

李大维，台湾人，中国第一家创客空间——上海新车间联合创始人，现任深圳开放创新实验室主任，友成基金会“猎鹰加速器”项目导师，近年来在大陆一直推动创客的创新和创业。

近日，我们就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相关问题采访李大维。他认为，在中国，社会企业把一个社会问题转化成一个商业机会，这种商业与社会的融合模式在中国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他同时也表示，希望能看到更多的社会企业“毕业生”（从被基金会/政府/企业支持的启动走到自己可持续发展）。

深圳开放创新实验室主任李大维

“历史被简化，真正的创新过程被忽略了”

马广志：现在大家都在提商业创新、技术创新，包括政府创新，但对社会创新关注得似乎并不够。您对社会创新的看法是什么？

李大维：

在当今社会，创新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为了更好的理解和推动创新，我们需要把创新与“发明”和“发现”区分开来。

“发明”和“发现”通常指的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中的一些过程。科学研究通常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它的每一个阶段都可能导致一些新的“发现”或者“发明”。然而，这些“发现”或者“发明”并不一定能够真正落地成为有用的东西。因此，即使它们是新的或者有用的，它们也不一定属于创新。

商业创新是找到商业机会，并为社会提供新的服务、创造商业价值的过程。在商业创新中，企业需要寻找一个社会痛点，并发掘新的商业机会。这些商业机会可以包括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新的商业模式等。

政府创新则是解决公共利益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政府可以采用各种方式来鼓励和推动政府创新，包括制定政策、提供资金、发布法规等。通过这些方式，政府可以确保公共利益得到充分保护，并为创新提供必要的支持和环境。

社会上存在一些群体问题，由于政府服务无法覆盖到或者企业缺乏商业利益，因此需要社会创新来解决。

社会创新是一种通过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合作，以及公众的参与，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新模式。

社会创新可以提供很多价值。

首先，它可以解决政府服务无法覆盖到的问题。在一些地区，政府服务的覆盖面有限，无法满足一些特定群体的需求。而社会创新则可以通过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参与，扩大政府服务的范围和覆盖面，使政府服务更加公平、高效。

其次，社会创新可以解决企业缺乏商业利益的问题。有些社会问题，虽然可以通过企业自身的力量来解决，但是由于缺乏商业利益，企业可能不想或者不愿意承担这些风险。而社会创新则可以通过激励企业和社会组织，促进它们积极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从而解决企业缺乏商业利益的问题。

马广志：您说过，“真正的创新是草根型的”，这句话如何理解？是否也适合于社会创新？

李大维：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创新的驱动力。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费尔普在其新书《大繁荣》中的定义，真正的创新是草根型的。这种创新是由大众对事业的投入、迎接挑战、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所带来的，它体现了人们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深刻理解和投入。

国家的繁荣则是指大众的兴盛，它源自民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设计新工艺和新产品的构思、开发与普及，是深入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社会创新是通过鼓励群众创新来解决政府和商业还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

这种创新可以激发群众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更自然和贴近基层的特点。

我们现在看到许多天才创新的故事，但这些故事都被简化或神话化了，忽略了与他们同时代的竞争者。例如，乔布斯在车库里，灵光一闪就发明了个人电脑，而爱迪生则发明了电灯。但事实远没有那么简单。乔布斯为其他个人电脑公司打工过，而爱迪生发明电灯时，英、法等欧洲国家也有许多竞争者，美国还有特斯拉这样的公司。

我们通常只看到创新历史被简化成了时代代表的个人英雄故事，但忽略了真正的混乱和充满草根活力的创新过程。

“社会企业是推动社会创新的主要力量”

马广志：创新的过程被简化，我国的情况其实也是如此。

李大维：

汽车和个人电脑的早期创新我们没有经历，但是在深圳，移动通信（功能机，智能机和智能物联网）正在我们面前发生。深圳10年前还是一个“山寨”的城市，但现在却变成了全国最能创新的城市。其实深圳改变了吗？没有，只是我们看深圳的角度变了。

深圳的草根创新活力之前被解读成不成熟的创新，但实际上，那才是创新活跃的体系。

中国手机品牌占有全世界70%的手机市场，其它就剩下一家韩国公司和一家美国公司。相对于只有重视全球前10亿人的三星和苹果，中国手机从几万一台的折叠软屏旗舰机到不到100元给非洲农民的4卡3周待机都有。这样的成绩下，我们还是没有能够开始去谈创新故事。

电动车行业在国内拥有数以百计的公司，有从上百万的比亚迪到4万元的五菱宏光。相比之下，国外的电动车公司则寥寥可数。

中国电动车市场目前的局势跟过去福特与数百家汽车公司在底特律展开竞争的情景极为相似。

如今，中国是唯一能够参与这一产业创新起步阶段的地方，这为众多个人和企业提供了从基层角度参与的机遇。

然而，

当前主流叙述存在相当程度的偏差，过于简化问题，仿佛云层散开、一束光照射在某个天命之子身上，从而孕育出能够改变世界的创新。实际上，真正的创新是源自基层的，甚至显得有些野蛮、混乱。

正如《大繁荣》一书所阐述的那样，充满活力的科技快速传播，完全体现了这种草根创新的活力和机遇的捕捉热情。

马广志：今天，我们是否有有必要一定强调社会创新？

李大维：

现如今，我们特别强调社会创新的重要性，这是因为一些社会问题尚未被商业企业发现商业机会，同时政府服务也无法覆盖到的领域。

为了加快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引入了“社会创新”这一概念，以突出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社会企业逐渐崛起，并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组织，推动着社会创新的发展。

马广志：公益领域有社会创新，但商业领域也有社会创新。

李大维：

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许多社会问题无法被传统的商业企业模式所解决。这些问题可能涉及弱势群体、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等领域，商业企业难以找到有效的商业机会，因此缺乏足够的动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同时，政府的服务覆盖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涵盖到所有的社会问题。为了填补这些空白，社会创新的概念应运而生，强调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社会企业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崛起，并成为推动社会创新的主要力量。

社会企业将社会问题作为核心使命，并结合商业模式进行运营，以实现可持续的社会影响力和商业成功。

这些社会企业创新解决方案，通过创造性的商业模式和策略，为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途径。它们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提供可负担的产品和服务，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的创新方法，促进了社会创新的发展。

“乡村振兴需要有使命感的社会创新”

马广志：您说社会创新发生在政府和商业的中间地带，公益领域关注的也是这一地带。那社会创新和公益有什么不同？

李大维：

我们现在看到的公益事业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镀金年代。那个时期是美国历史上贫富差距最为悬殊的时代，社会面临着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然而，随着资本家对利润的无底线追逐，很多事情他们并不愿意去做，而政府也持有较小的政府治理理念，缺乏足够的财力和能力去应对这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资本家以基金会的形式来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并逐渐成为稳定社会的力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政府无为和缺乏能力，美国出现了更多的基金会。许多富有的人都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以公益的方式来安抚民心。因此，我们会看到商业界将责任推给公益事业，声称利润太少，无法自行提供服务；而政府则缺乏财力和能力，无法提供充分的服务。

为什么会出现社会企业驱动的社会创新形式？原因在于商业驱动的背后。一些资本家认为自己通过出资成立基金会来稳定社会，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逐渐觉得投入过多，因此要求机构也能实现盈利，于是社会企业应运而生。过去可能需要100%的资金投入，但现在可能只需要5%就够了。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是企业和政府将社会问题推给社会企业的结果，而社会企业的出现则是因为

基金会不再愿意100%出资，支持非营利组织解决社会问题，而提出了5%的投资来支持可持续运营的社会企业。

然而，这种模式和结构主要存在于国外情况，并不完全适用于国内。首先，我们并没有一个只追求选票而不采取行动的政府，相反，政府拥有宏大的社会目标，但其资源也是有限的。其次，从商业维度来看，中国企业是扩张型的，只要有可能，它们会尽力做生意，追求一切机会，而不像国外企业那样追求高利润。

在商业和政府之间，社会企业的社会创新一方面提供了政府寻找社会问题可持续解决方案的途径，另一方面也为企业展示了新的市场机会。

所以，你会发现基金会、非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在国外扮演的角色可以被视为一种“擦脂抹粉”的行为，通过讲故事来掩盖社会问题，使得企业和政府能够逃避对这些社会问题负责。然而，在中国，我们可以将一个社会问题转化为商业机会。在国外，金字塔的底层被称为基层社区（BOP），是公益活动的热点地区。而

在国内，金字塔的底层则是“下沉市场”，这为像拼多多这样高速成长的互联网公司提供了培养的机遇。

这些公司不仅可以上市，还可以获得扶贫模范的荣誉。

在中国，许多企业已经意识到社会问题和商业机会之间的紧密联系。他们将社会问题作为切入点，通过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发展，提供解决方案，并实现商业增长。这种商业与社会的双赢模式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拼多多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他们以低价商品和社交购物的模式吸引了大量下沉市场消费者，同时通过扶贫项目和农产品直播等举措，帮助农村地区提升收入和就业机会。这种商业模式不仅让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还为社会问题的解决做出了积极贡献。

总的来说，在中国，将社会问题转化为商业机会并非一种掩盖问题的手段，而是一种积极的行动。通过商业的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既实现了企业的发展，也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种商业与社会的融合模式在中国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社会企业在国外扮演的角色是“擦脂抹粉”，是用来讲故事的。而在中国，它是真的把一个社会问题转化成一个商业机会，

比如拼多多作为全球成长最快的一家互联网公司，一直关注的是“下沉市场”，并探索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商业模式。

马广志：这样说来，社会企业应该尤其要关注“下沉市场”。

李大维：

在中国，“下沉市场”是一个能够吸引风投资金的关键词。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并没有对应的英文术语，它涵盖了农村和小城镇等非一线城市地区的消费市场。

了解和把握“农村包围都市”的力量是实现“下沉市场”成功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下沉市场”的追逐不仅局限于国内的四五线城市和农村市场，还包括扩展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非洲等地。例如，友成基金会的猎鹰伙伴李霞创立的深圳市诚信诺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为非洲离网不发达群体的贫困人口提供耐用、实用和可负担的清洁能源产品。然而，在她创业的前五年，她根本没有听过“社会企业”。

在中国，政府、公益组织、社会企业和企业并不是互相抗衡的群体，而是一个连续性的社会问题解决的链条。

社会创新发生在不同的组织中，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和合作关系，共同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和促进社会发展。

马广志：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您认为社会创新的空间有多大？

李大维：

乡村振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变革过程。

在脱贫攻坚时期，关注的是村里最贫困的人；而在乡村振兴中，关键在于村里的有钱人，他们的持续发展才能推动乡村的进步。

因此，现在最重要的是转变心态，将乡村视为充满各种机会的地方，而不再是一个贫困或牺牲的地区。

可以说，当前乡村振兴需要引入商业力量。

乡村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具备进行各种不同商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潜力。

然而，乡村许多机会和资源尚未为城市人所认知，也无法改变他们对乡村的公益心态。因此，

在一个新的框架下，需要重新思考乡村发展的机会，让城市人重新审视乡村并改变对其的态度。

乡村振兴需要有使命感的社会创新，这种创新能够连接城市与乡村、人才与乡村。它不仅关注乡村的经济发展，也注重社会的公平与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