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凤竹订婚了

《秋灯忆语》 张宗和著 张以氓整理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年12月出版

年轻时的孙凤竹

张宗和与孙凤竹新婚照

本书主体部分是著名的合肥张家——“合肥四姐妹”的大弟张宗和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为纪念亡妻孙凤竹而写的一本小册子，读来感人至深，既可称为一段纸质时代的爱情传奇，也可以借此窥见抗战时期大后方文人的真实生活状态。这个小册子在当时就被赵景深先生拿来和冒辟疆《影梅庵忆语》比较。书中还辑录张宗和孙凤竹的战时书信、宗和的一部未完的自传体小说及宗和写的部分散文、旧体诗，同时还附有张充和、巴金等人就出版《秋灯忆语》的信件。

在自己家办的乐益女中教书，总觉得不大好：一来是怕人说我找不到事，所以才在自己家开的学校里教书；二来是自己就把钱拿到学校里，又由学校发给我六十元一月薪水，这太没有意思，所以决定过年之后不干了。刚好中学时的同学李宗斌在南京励志社中学教书，来信叫我去，所以过了年便到南京去教书了。后来四姐也到南京来编副刊，于是为了方便在国府路香铺营口租了一家杂货店楼上的两间房住下来，还带了四姐的张妈为我们洗衣煮饭。在南京的那半年，我和孙小姐仍然维持着通信的关系，信虽不密，但我有一封去，她总有回信来。

二十六年（1937）上学期结束之后，我们都回到苏州家里，到家的那一天正是卢沟桥事变的那一天。四姐因为应了孙老伯的邀请，于七月十号动身到青岛。她说去替我说亲去的。我本来也想去，但是当时似乎有些不好意思，而家里还有许多事要做。

自“七七”之后，时局一天一天地紧张起来了，八月初青岛的风声很紧，我曾打电报叫四姐回来。“八一三”事变发生，我们当天下午就在号外上见到，晚上四姐由青岛回苏州，而我们全家除了我之外，都在八月九号乘车回合肥老家了。四姐到家，当晚我们自然谈的是青岛的事，她说孙老伯孙伯母都愿意，孙小姐自己自然也不反对，他们已经常开玩笑了，甚至于他爸爸也拿女儿开玩笑。但关于她的肺病的情形，却没有谈多少，好像她的病并不严重似的。

“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十五号苏州第一次遭敌机轰炸，那时的人从来没有遭遇过轰炸，都非常惊慌，我们当夜就到了木渎。因为那时许多城里人都向乡下跑去躲飞机。在木渎朋友徐君家住了一天，怎么办呢？商量结果，决定再坐小船到香山，那儿有二姨三姨家在。

香山是太湖边上一个小镇，每天都有飞机从头上飞过。战事似乎大有延长下去的趋势，我们不能老住在这小镇上，于是半月之后，我们又回到苏州，乘车回合肥老家，和家里人聚齐。

合肥城里也有飞机来了，于是又到西乡张老圩。在乡下住着，似乎很安静，我们从无线电中知道上海失守、苏州失守、南京沦陷，渐渐敌人已经在巢县附近出现了。

二十七年（1938）春天，我们又从六安乘汽车到汉口，那时励志社已改为“军委会战地服务团”，我在犒赏科里当一个小职员。

在逃难之中我和孙小姐的信仍没有断。从函件中知道她们全家由青岛到了香港，在香港、九龙、广州都住过。后来知道她进了医院，才想到她的病也许相当严重。但她信上从没有提到她病重的消息，好像是在休养，没有什么大病。我们在汉口住定了，她们家也在广州住定了。

七月底，马当、武穴相继失守之后，我们的机关也奉命退到湖南桃源。我因为晕船，没有随同大家一起走。得到上司许可，准许我单独坐火车到长沙转桃源。因为坐火车迟走了一天，所以能在汉口遇到由广州赶来的孙老伯。由大陆银行副理凌宴池先生介绍，请了一天客，登了三天报，我们就订婚了。而我对于我的未婚妻仅仅在两年前相聚过一个月，虽然不断地通信，但在一块儿的时间太少，心里总有些别扭。

八月初，我独自由汉口坐火车到长沙，住在一位在空军招待所当主任的朋友（李宗斌）那儿。他把我当空军招待，在潇湘吃醉了酒，把他们的新汽车吐得一塌糊涂。坐小汽艇渡湘江到水陆洲上时，我已经清醒了，躺在软软的床上，吃了红茶、水果之后，脑子更空。人静后，在紫色的窗帘下，我写第一封情书给我刚订婚的未婚妻。以前虽常有信，但信上总说一些废话，从没有一句情话，这是第一封情书，我写得很长，可是我自己觉得写得一点也不好。

由长沙坐汽车，经过常德到桃源，因为我坐的是火车同汽车，比大队坐的船要快多了，到了桃源，还只有筹备处在那儿。桃源并不如沈从文描写的那样子，地方太小，吊脚楼上也并没有见到漂亮女人，倒是面里的辣子实在叫我们这些住惯江苏的人不易进口。机关离桃源县城还有十几里路，和桃源县还隔一条沅江，地名渔父乡。

我们机关租的是杨保长家的新房子。房子太新了点，连门窗都还没有装。楼上的走廊也没有栏杆，房顶上的瓦也没有铺好。好在湖南出竹子，我们睡的全都是竹床，用具也都是竹器。才搬进去，一切还不能安定下来，我们这一股根本没有什么事可做，我于是每天总伏在那张已经快要发霉的蓝桌布上写情书，晚上也常常做新家的梦。记得有一次梦见家里有洋瓷浴缸，但房子好像并不是洋房。下班之后，因为公路上汽车太多，土大，我总爱一个人跑到沅江边上的小山里，偷偷地读她的来信，看她的照片。那时没有别的欲望，只想能赶快到广州去看她一趟就定心了。

一个月之后，我连最著名的桃花源也没去玩，请准了假，我丢了行李，只带了两个小皮箱，先一天打了个电话到广州，又经长沙乘车南下。

广州，这个遭敌机轰炸最多的南方大城，确实很镇静，毫不显出被炸得很狼狈的样子，大约是因为它太大的缘故。广州粤汉路车站上的水泥全炸得翻了身，但架了芦席棚，旅客照样上下，这不能不感谢抗战以来这里的铁路工作人员。我花了很大的价钱叫了一辆洋车，拉我到四牌楼中华中路玉华坊惠园九号。

这是一所在弄堂里的半旧的小洋房，问门上说，孙家住在楼上。我正要从边上的一个小门里上去，楼梯上却跑下来了她，虽然还像在青岛那样活泼，但瘦多了，样子也似乎变了些。我不记得我们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反正她马上就扑到我身上来，我两只手里都有东西，使我毫无办法，被她拥上了楼。因为虽然是未婚妻，但是一点也不熟悉，倒使我非常窘。

因为她大方活泼，我们马上就熟了。于是她家里的人也熟了。当时她家里有一位生子宫癌躺在床上的母亲，一个整天在外面游荡的吸鸦片烟的抱来压子的大哥，以及整天忙厨房和孩子的大嫂，另外还有两个赤脚满地爬的侄儿和一个广东女佣人阿二。

洋房旧了，我觉得比中国老房子还要怕人，再住着病人，更是倒霉的样子。无怪她对我说：“接到你的电报后，我又是高兴又是难过。高兴的自然是能见到你，但难过的是家里弄得这样倒霉，而你又偏要这个时候来。”我也问她：“你病了，瘦了，怎么信上也不说？我还以为你没有什么病呢。”她回答得很好：“不乐意的事何必一定要人知道，叫人也不快乐呢？还不如不说的好。”

岳母的病真是厉害，她告诉我，为了许多医院不收，她真哭过好多场，现在除非到香港去用镭医治。但是即使现在就去恐怕也来不及了。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等死。我觉得人生最可怕的事莫过于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死。而她母亲却并不怕，好像很坦然。有时候还和我开玩笑。譬如有一次她说：“宗和，你为什么偏要娶这么一个棺材瓤子呢？”（指她女儿有肺病而言）但有时看我们并肩站在露台上谈话，她也会露出微笑来。

她自己的病也不轻，人是瘦多了，饭也吃不下，以为不服水土，身上还生了许多湿气，正如她母亲开玩笑，“一身都是杨梅疮疤”。我第一次抱她吻她，直使她兴奋了一夜，发了一夜的烧，害得她母亲连连问她为什么不睡，而她也只好说谎，说是天气太热了。

她已经不像在青岛时那样小姑娘气了，她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她知道为家事发愁，她知道为妈妈的病流泪，她知道讨厌她那抽鸦片烟的哥哥，她知道为她小哥哥的生意着急，她也知道怎样爱我，怎样接受我的爱。我有点懊悔来广州，许多事已经使她受不住了，还要加上她这一份爱情的负担；为她身体着想，我也不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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